人在

幾位香港現職及前新聞工作者，出版書籍《人在》，書寫留下來的人的故事，2024年7月初發行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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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多些堆讓人埋

周耀輝回答:「在年紀與大氣候的催逼下，還可以做，便要做，不知道還可以 做多久。」他經常強調，同代人是既得利益者。「得到許多好處，簡直坐享其成!」

他有感三十歲後在荷蘭居住了二十年，像逃兵，自覺對香港有愧疚，回來後希 望多做實事。他認為假若不做事，世界便不會改變，因此要「做啲嘢」。

「我不相信新一代比我們懶惰，但他們要出人頭地實在困難。點會咁? 如果按 照獅子山精神，我們應該會越來越好的。為何事實並非如此?還如何勸導別人以努 力爭取個人成功? 這與體制有關，必須在這個層面做事。」

他深明在各個領域中，「上了岸」的精英都更容易取得資源，例如他參與的創 作項目，可調動資源讓更多人共享。作為成了名的音樂人，他爭取資源並將之調配 至其他地方，「流行音樂不應只有商業與 artists ;每個人都值得擁有一首歌。」

二〇一八年，他和音樂人馮穎琪成立社會企業「一個人一首歌」，讓非專業音 樂人創作，讓年輕人、街坊學習執筆填詞，再把城中人物的生命故事創作成歌曲。 每首歌都有一個書寫對象，盡是都市小人物。周、馮兩人在唱片公司以外為社企尋 找資源，資金來自創意香港、康文署、大館、私人慈善基金等。社企配對老師與填 詞學員，培養新一代音樂人，為基層寫歌，從手工藝師傅、新舊社區、老人與小童、性小眾、少數族裔、腦退化患者都有。原本互不相干的眾多生命軌跡交織起來，書 寫的、被書寫的，透過歌詞連結在一起。

「多多紀錄少被呈現的人物，可豐富城市的歷史。我希望社會珍惜老人家的過 去、現在與將來，他們不會感到被社會遺忘。」他們的社企應「創不同」慈善機構 的邀請一起舉辦一個名為「面對面」的音樂活動與展覽，希望讓平常少在媒體見到 的面孔也能被主流聽見與看見。「其中一位書寫對象為菲律賓女傭，我們有攝影師 為她攝製人像海報，貼在城內，當時她剛好離開香港了，她的姊妹看到海報，拍下 來發給她，還以為她在香港。還有，在展覽當值的同事發來照片，有南亞裔小孩站 在一張海報前，安靜的看著海報上一位同樣是南亞裔的足球員，像見到自己，就 是我們的一部分，沒有被貼上負面標籤。我希望他們覺得，這個城市也是屬於他 們的。」

兩人創立的社企又舉辦名為「埋班作樂」的活動，凝聚一班志同道合的新晉 音樂人。「我和馮穎琪除了要負社會責任 social responsibility 外，也要確保作品 creatively responsible，即創作成果須達到一定標準，好聽、好看。錄音、做 MV都需要錢，有唱片公司監製願意只收車馬費義助，令專業歌手對 project 也有信心， 否則如果歌曲鬼五馬六，artists 會擔心破壞 branding。」

周耀輝回想初次嘗試協助新晉音樂人埋班，其他人不明所以。「幸而殿堂級歌 手陳潔靈大力支持，當時正在做《全民造星》的她，找來一班新人，包括現在已成 為偶像的歌手。我們也找了當時尚未大紅的 Error 等幫忙。首次埋班的成果有紋有 路，到了第二次就容易得多。到了現在，『埋班作樂』的人已經可以自己 run，互 相扶持，有自己的出品，不再做我們的 project ;這也是我們的原意。」二〇二〇年 埋班作樂作品展，參與歌手有陳潔靈、柳應廷、張天賦、 6號 @RubberBand、鄧小巧、陳柏宇等。

周耀輝亦是文藝復興基金會的理事，由行內人擔任講師啟發年輕人:「二〇一三 年開始舉辦 summer camp，讓熱愛文字、影像與音樂的人士於為期數天的營內『上 山修煉』，結束前完成一個production。」第一屆的學員包括已成為人氣偶像的 Serrini，還有陳民官(逢一)、電子音樂人 hirsk 農尚青，和周耀輝的歌詞班學生 王樂儀。網頁顯示，當時的講師有黃耀明、盧凱彤、韓麗珠、鄧小樺、潘國靈、陳冠中等。

「我難以改變體制，但最少可在微細的地方盡力。希望多建一些『堆』，讓大 家去『埋』。一齊做音樂，讓大家覺得自己也是『人』。」周耀輝希望新人覺得， 在香港當音樂人是有價值的，香港、社區是我們留戀，可以住下去的地方。

他不諱言，現在這些活動的重要性比從前更大。「這幾年的經歷，容易令人感 到孤單和氣餒。講真，向來在香港搞創作......」他以不知是苦笑還是自嘲的語氣發 出笑聲:「以前會說『揾其他嘢做啦......賺多好多!』當然現在其他行業也不是賺 很多......但多了這幾年的衝擊......我不想那麼多了，總之感覺到有需要，就去做。」

做人要有得選擇

周耀輝二〇一一年回港前一年，最愛他的母親在香港離世。他在獲獎著作《紙 上染了藍》中，揭示自己還在幼兒時期，父親拋妻棄子:「誰知後來這個姓周的與 另一個女人在另一個地方經營了另一個家，剩下她，與我，和我姊，在香港。」父 親「在我兩歲的時候拋下了我們，跑到我至今依然覺得遙不可及的地方。他和我們唯一的連繫就是隔一段時間寄回來的家用，不夠，不定，零碎得就像葬禮上的土。」 他於窘困的單親家庭長大，母親在徙置區家內替人包伙食穿膠花釘珠片養大姊姊和 他，等待父親從加拿大寄來約兩個月一次卻從不足夠的家用，但加國郵政經常罷工， 母子兩個月一次在焦慮中等待希望，還要遭人白眼。

周耀輝說:「在當時傳統價值觀下，社會覺得女人不應該再婚。我問，為何社 會不可以幫助人過活?」

深得母親寵愛，父親卻長期缺席，半世紀的恩恩怨怨，是矛盾、糾結。「小時候， 媽媽希望我相信，要努力讀書孝順爸爸，這是容易的。但中間出現敲擊故事的事情， 我青春期長鬍子，誰來教我? 為何他沒有理會我們? 如果我變得憤怒、憎恨他拋妻 棄子，那也是容易的。但成人後我自己也離開了香港，我卻不是不愛惜我媽媽。那 可能父親也有其原因與苦衷，情況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比某種道德判斷更為複雜。」

最終他認為做人的魅力，正正在於沒有非黑即白，只有個人的選擇。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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